“我非常欣赏陈丹青。”张镇之（化名），某名牌大学副教授，从教接近30年。“他能独立生存，大不了辞职继续当画家。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，那学术或艺术都无法生存。”
通常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案只有两个：一是市场，一是体制。如果不能像陈丹青那样从清华辞职去卖画，那么就只有深入体制的种种是非中去换取生存的资本。
每个进入体制内的人虽然都在抱怨体制的缺陷，但实际上人人都是体制这堵“墙上的一块砖”。
《大学有问题》这本书的作者、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认为，国家包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，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，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，没有独立的个性（我国的高等教育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，所有教学计划、教学内容都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）。
“现在的症结，是大学在套用行政的那套体系。”张镇之说。从助教到讲师，到副教授，到教授，大学的职称晋升也是按部就班进行。到了一定年限或学历，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，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，职称就一步步往上升。
“以前一本书能增加人类的知识量，现在一本书会增加一个教授。”张认为正是这样的考核体系导致学术的泡沫化。书籍、纸张由知识的承载物逐渐转换为职称的“兑换券”，对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。
有统计资料显示，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。但是，在单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之类的指标上，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在一百多位。
张镇之说：“我们缺乏对学术成果的严格把关。现在好坏的标准是由行政确定的考核指标，而非纯粹的专家组由其内容判定。”
高昌平（化名），一名正处于学术旺盛期的年轻大学教授，对《新世纪周刊》说：“浮躁的根源，就学校而言，与现在的教学评估体系所体现出的重科研、轻教学、重数量、轻质量的教学评估有关（HJC点评：质量把关，内容审核可是一项技术活，即考验领导者的顶层制度设计水平，又考验审核委员会的理解分析能力），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实际上（名义上还是重视的）已不再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果或教学努力，对教师而言，最聪明的做法可能就是只要保证完成一定工作量、凑够论文篇数就行了，与其将精力投到教学上，还不如多做点课题、多挣点钱。”
在高所在的大学里，一旦三年一期的在字数、本数等方面有硬性指标的科研考核不合格，教师面临的结果就是职称被降级，且未来几年不得晋升，原职称与降级后职称间的收入将全部收回，而且没了评奖、评优、申报课题等各种机会。
大师需要一些闲暇
“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不了教授，他太年轻，不够资历。”张镇之说，“可是人的创造性是随人的老龄化日渐衰弱的，真正的大师一般是在40岁前达到自己人生学术创造上的最高峰，其后的工作就主要是完善和修饰了。通常，如果40岁以前还不能有所创造，那一个学者一辈子就很平庸了。”
高昌平认为，就学校整体情况而言，浮躁更甚者恐怕还不是年轻教师。一是年轻教师似乎没有多少可以浮躁的资本和条件，二是就算年轻教师浮躁也跟学校的评价体系、学校的办事作风，跟整个社会重名利思想有关，更是被眼下当红的教授及学术明星们给影响的。
从工作量上来看，年轻教师任务是最重的，从科研上来看，哪位名教授的研究不是由年轻教师或学生来做？而年轻教师由于资源少、名气小，不会整天忙于参加社会事务，因而在教学、科研上投入肯定是最多的。也是因为没有多少名气，年轻教师要发表论文、要出书、要拿到课题谈何容易。
张镇之教授心目中的大师状态是：淡泊宁静于心，博览深践于行。
“大师通常处于慵懒的生活状态下。”张镇之列举了牛顿、爱因斯坦等人：“牛顿得有在苹果树下思考的闲暇。”他认为，仅靠推理和积累成不了大师，通往大师之路是由思想的火花点亮的，而灵感通常来自于闲暇时分。
“如果换了我是大学校长，我就会给有潜质的年轻人5～10年的考察期，根据研究内容的难易而定，他们爱干嘛就干嘛，如果时间过了还没出成果，那就没啥创新性了，出了优质成果就给教授头衔，教授的待遇应该被拉开。”他还认为当下教育界不能宽恕失败，三年的时间，对做大学问而言，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。
高昌平说：“学校得真正尊重大师，指那些真正在人品、在关爱学生、在投入教学、在推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大师，而不是靠头衔、靠职务、靠社会影响（非学术影响）而树起来的所谓大腕。”（HJC点评：如何量化那些看不见的指标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）
评论